题记：李伯谦，1937年生，著名考古学家。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、考古文博院院长。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项目首席科学家，参与主持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”课题。主持了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多处遗址的发掘，并且一直从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、青铜时代考古的教学工作，出版了《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》《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》《感悟考古》等书。最近，文物出版社出版了《我们为何要考古：李伯谦自述》一书，讲考古人生，说考古感悟，最后回答了“我们为何要考古”这个问题。
李伯谦
1937年春天，在河南郑州东赵村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。因为这是李家的长孙，所以取名为李伯谦。
一、初进北大
李伯谦6岁时，被送到村中小学读书。家中长辈对这个长孙寄予厚望，希望他将来能够学医，照顾家人。青少年时代的李伯谦勤奋好学，历史和地理成绩都很出色，几乎每次都考满分。他尤其爱好文学，喜欢读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的书。所以，当李伯谦报考北京大学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，梦想将来当一名作家。然而事与愿违，中文系没有录取，他却因为历史成绩突出而进入历史系。
展开剩余89%1956年夏天，19岁的李伯谦穿着母亲缝制的粗布衣服，只身来到北京西北郊的燕园。此时他的冬衣还没有着落，靠着从学校申请来的一件棉大衣，李伯谦度过了他在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冬天。
▲ 李伯谦北大学生证照片
北京大学历史系包括中国史、世界史、考古三个专业，第一年不分专业，所有学生在一起上基础课。当时，张政烺、齐思和、邓广铭、商鸿逵、田余庆等先生相继授课，令他眼界大开。随着第一学年的结束，面临选择专业时，李伯谦犯了难。恰在此时，教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吕遵谔老师前来动员。他对大家说，学历史就要搞考古，考古多好呀，游山玩水。吕老师的一句“游山玩水”颇具吸引力，于是，李伯谦选择了考古专业。当时他不会想到，考古将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。这年暑假，李伯谦回到老家东赵村，他在村南的土坎上拣了几块陶片，还写了一篇小文，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田野考古调查。
1958年暑假，吕遵谔老师带领李伯谦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，进行考古发掘实习。这是他入校两年来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田野考古，所以既兴奋又激动。而在发掘期间，郭沫若、裴文中、贾兰坡等专家到工地上看望大家，更激发了他对考古的热情。这次短暂的田野实习，让李伯谦对考古有了真切的认识。
▲ 参加田野考古实习
二、考古之路
1961年秋李伯谦大学毕业。苏秉琦老师认为他品学兼优，就把他留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。当时，商周考古方向的教员只有邹衡一人，所以，苏秉琦建议李伯谦以商周考古为主攻方向。没等在校园里安顿下来，李伯谦就打起行囊，与邹衡、俞伟超、高明等几位老师一起，带领考古专业1958级学生，到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。
1962年9月，李伯谦又和高明、严文明老师一起，带领考古专业1959级学生到安阳殷墟发掘。1963年9月，李伯谦带领考古专业1960级学生，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。1965年秋，李伯谦带领学生在安阳殷墟发掘。连续几年的野外发掘和整理，不仅锻炼了李伯谦的田野考古能力，而且这几处遗址贯穿夏商周时期，使得他在短短几年就熟悉了夏商周考古。
▲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青年教师
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李伯谦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，其苦闷可想而知。如今回过头看，还要感谢这段经历，正因为接触了哲学，李伯谦的逻辑思维才如此缜密，这也体现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。
1971年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准备于次年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于是把李伯谦调回历史系。回到本专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协助他的老师邹衡编写《商周考古》讲义，李伯谦负责序言和商文化部分。从1961年毕业留校至今，当了十年老师的李伯谦，还没有登台讲课的机会。1972年，《商周考古》铅印本成为当年入学新生的教材。那时国内很多高校都没有商周考古课程。所以，1973年和1979年，李伯谦分别应山东大学、南京大学之邀，为这两所学校新成立的考古专业讲授商周考古。《商周考古》遂成为全国高校考古专业的通用教材，至今仍被国内各高校沿用和借鉴。
除教学外，李伯谦也迎来了田野考古的“春天”。1972年，他发掘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；1973年，他带学生赴石家庄、安阳、郑州、洛阳等地参观学习；1974年，与江西省博物馆合作，发掘清江筑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吴城商代遗址；1975年他远赴青海，发掘青海乐都柳湾和甘肃永登连城史前遗址；1976年他南下湖北，发掘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；1977年，他出席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；1978年他去河北承德，整理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资料；1979—1980年，连续两年对山西曲沃县的曲村—天马晋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；1981年，他又赴湖北孝感，调查当地的新石器和商周时期遗存；1982年，他在安徽六安、霍邱、寿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。
三、考古逸事
考古这一行苦不苦，搞田野发掘和调查的人最有发言权。1963年，李伯谦带学生到河南偃师二里头实习。冬天的风又干又冷，现场发掘没有遮挡，手脚被冻伤是常事。发掘告一段落，李伯谦又带学生到周边去搞调查。河南的冬天黑得早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他们就近来到景阳岗村，请村长给安排个住处。村长打量着眼前的这几个人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太晚了，上谁家去？你们住到放牲口草料的库房里吧。”同学们央求村长给安排到老乡家，李老师痛快地说：“不麻烦了，村长，带我们去库房吧。”这一夜，师生们和衣钻进草料垛，伴着干草的气味和牲口粪便的臭气进入梦乡。
1980年春，为了安排学生到山西曲沃县的曲村实习，李伯谦带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吕进财、王勇，和来北大进修的南京大学教师宋建，到当地去调查、选址。忙活了一上午，中午他们去公社食堂找吃的。李老师找到公社副社长，说明来意，特别说明“粮票和钱都有”。副社长一听是考古的，不愿意接待，把他们推给生产队。老队长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们又不是水利局的，人家会帮我们打井；也不是县里的领导，我们不能不接待，考古队的对我们有啥好处！”老队长把他们打发到老丁家，丁家老太太去世，刚办过丧事，家里还剩下点吃食。就这样，李伯谦一行来到办丧事的丁家，吃了几个开花馒头，算是一顿午饭。调查还需时日，中午去找队长派饭时，李伯谦又提出晚上住宿的问题。老队长说：“就住老丁家，他家老太太没了，地方宽绰。”当天晚上，大伙儿睡在西房的大坑上，宽敞倒是宽敞，可是 4个人都觉得，在刚刚去世的老太太睡觉的地方休息，心里直犯嘀咕。最后他们干脆不睡，4个人打了一宿扑克，天一亮，又起身去田野调查了。
▲ 1979年在山西侯马工作站
1980年，北大师生在山西曲沃县实习。大墓太深，又没有机器送人上下墓坑，李伯谦只好将麻绳捆在身上，在阴暗的大墓里吊进吊出。有一次李伯谦被吊出墓道时，腿一迈，不小心扭伤了腰。虽然腰受伤了，他仍然坚持在墓坑里发掘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。腰伤太重，他只好弯曲90度下蹲，这一蹲就是一个多月。考古实习结束后，李伯谦回北京就医，医生说，腰关节错位，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从此落下了腰疼的病根。时至今日，腰疼病还经常困扰着他。
1993年在曲村发掘时，李伯谦已经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教授，他担任发掘晋侯大墓的领队。带学生来实习时，天已降雪，摆在眼前的困难是墓坑太深、随葬品太多。天寒地冻，为了抢时间，李老师和同学们在几米深的墓坑里盘起一座火炉。于是，3000多年前的晋候大墓升起了人间烟火，那炉火伴着李伯谦和他的学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。
谈起种种往事，李伯谦却是苦中有乐。他说，回想田野考古，一次次地发掘，一次次地充满新鲜感，那是与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对话，与先人进行灵魂沟通，还可以修正文献记载中的错误，实证中国悠久的文明史，对考古人来说，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！
四、研究成果
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古发掘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李伯谦连续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，并且出版多部专著，对夏商周三代考古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。
从1992年开始，李伯谦主持了山西曲沃天马—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掘，清理了从西周早期到两周之际的9组19座晋侯及晋侯夫人墓。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为完整的西周诸侯墓地。作为发掘领队，李伯谦针对晋侯墓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厘清了该墓地的墓葬序列、墓主考定以及埋葬制度等问题，为确定西周列王的年代提供了考古学依据。
▲ 1992年在晋侯墓发掘现场
李伯谦十分注重理论方法研究。他强调分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，认为它是继地层学、类型学之后，考古发掘和研究必经的一个环节。1988年，李伯谦完成《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》一文，系统阐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操作，并指出，它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。如今，文化因素分析法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。
李伯谦一贯认为，考古学不是坐而论道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，而是通过研究历史，总结经验教训。所以，他总结了为当下和未来服务的“八点启示”。
第一，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，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。例如，红山古国走的是铺张祭祀、崇尚神权的道路，仰韶古国走的是崇尚军权、王权的道路。结果，仰韶古国因为比较简约、注意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延续下来。事实证明，作为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选择怎样的道路，是决定其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。第二，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中间可能会发生改变。良渚文化的前身是崧泽文化，崧泽文化本来也是以军权、王权为主，但是，当它发展到良渚文化时，开始接受红山文化，把大量的社会财富献给神灵，因此垮下去了。第三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，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、不断吸收异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、发展的重要动力。第四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，从氏族部落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，是文明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。第五，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，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文字体系，是维护自身统一的重要纽带。第六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“天人合一”“和而不同”“和谐共存”等理念，和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，是文明自身顺利发展的保证。第七，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统一方面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是过度运用，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。第八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，也是阶级形成的过程，统治者推行的政策，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，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，不可超过他所能够忍受的限度。封建时代如此，对现在也具有借鉴意义。
▲ 2014年参观河南郑州东赵遗址
五、老骥伏枥
时光荏苒，当年踏入北大校门的英俊少年，如今已白发苍苍，桃李满天下。李伯谦亲自带出的博士生、硕士生有上百人，经他授课的考古系学生有上千人。从事考古60多年来，作为曾经的系主任，他对北京大学考古系（今考古文博学院）学科建设的贡献有目共睹。2016年5月21日，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召开，作为中方考古人的唯一代表，李伯谦在开幕式上做了精彩发言。如今，年已88岁的李伯谦，仍然活跃在考古战线上。
▲ 在库房整理出土文物
李伯谦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考古。从最初只是为了游山玩水，到真正认识考古，热爱考古，并且将其视为毕生的事业，他以实践给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作考古人生。
考古是一个寂寞的行业，事实上，寂寞的行业又何止考古这一行？在当今社会，面对繁华和喧嚣，面对浮躁和急功近利，我们怎样才能不忘初心，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执着于自己的科研事业？老一辈考古工作者早已给出了最好的答案……
《我们为何要考古：李伯谦自述》
李伯谦口述 赵富海撰写
版次：2025年7月第1版
（作者 郑彤 来源 光明日报 2017年2月8日第16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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